關於漢爲火德之說，我的想法最近又有了一些改變。漢興之初，因了丞相張蒼的大力鼓吹，以本朝爲“水德之始”，因而承接周的火德而王。到後來，又因爲有了“黃龍見成紀”的符瑞，從了公孫臣的說法，改作土德。現在我們要問，在水德、土德之前，到底有沒有火德的階段。
漢爲火德是和“漢家堯後”一說糾纏不清的。漢之爲火德，又與堯之爲火德密不可分，互爲表裏。否則，漢爲土德的系統既已成立在先，甚至武帝時封禪改制，全都以此爲基礎，爲何後來偏偏又徹頭徹尾來個翻天覆地的大轉變呢？“漢家堯後”說發生的年代我們不清楚，但據《漢書·眭弘傳》錄眭弘所上奏章，有“漢家堯後，有傳國之運”，則至少到西漢之末，“漢家堯後”已成公認之說。（我雖不主張《漢書》有後人竄入的說法，但班固爲東漢明帝時人，其可靠性須分而論之。）“漢家堯後”說的依據來自於《左傳》（《潛夫論·志姓氏》則愈複雜），《左傳》在西漢時原本不受人重視，經劉歆“引傳文以解經，轉相發明”，爭立於學官之後，方纔大顯於世。舊說《左傳》爲劉歆分《國語》所成，義例皆爲歆僞造，因而“漢家堯後”說亦出劉歆手筆，照我看來，大約不很可信，說見後。我認爲，“漢家堯後”之說大約產生於武帝以後，可能就在昭宣之際。武帝好大喜功，漢家先朝積蓄了六七十年的財產，給他郊祀、求仙，花個一乾二淨，加之嚴刑峻法、苛捐雜稅，碰到荒年，竟至赤地千裏，再有對匈奴的長年戰爭，人民自然苦不堪言。到昭宣之時，便覺得這個盛極一時的土德之說氣數已盡。成帝永始二年，黑龍出現在東萊，谷永認爲有人將舉兵謀反：
漢家行夏正，夏正色黑，黑龍，同姓之象也。龍陽德，由小之大，故爲王者瑞應。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，多危殆之隙，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？將動心冀爲後者，殘賊不仁，若廣陵、昌邑之類？（《漢書·谷永傳》）
按照三統說（此說見於董仲舒《春秋繁露·三代改制質文篇》），漢爲黑統，今有黑龍見東萊，正是漢受命的符瑞，本該大加鼓吹，如今谷永卻當它作“危亡之事”。董仲舒武帝時仍在，《春秋繁露》即令不全爲董一人所作，要之總寫於景帝之時（或稍後一點），到武帝時還根據三統說改了太初曆，在當時算是頗得意的一件盛事，何以到這時，竟成爲篡弒之兆了呢？可見，大家此時對於漢家王朝久已失了信仰，認爲漢德已衰，將有新德繼之於後，從所不勝，因而“漢爲土德”說也跟着不再具有政治的力量，漢朝統治者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採取什麼措施呢？最好的辦法自然便是掛出堯的招牌。
爲什麼我說“漢家堯後”的說法不可能產生於漢初呢？漢高祖出身低微，充其量不過沛縣的一個小官吏，平日鬥雞走狗，不事產業，說白了就是一個大老粗。其父太公（“老太爺”），其母劉媼（“劉老太太”），名字都沒留下來。高祖字季（“老四”），有個哥哥叫“仲”（“老二”），同樣是姓字不詳。反觀夏商周秦，大官顯貴，哪個不出名門之後。高祖自卑嗎？當然不，以布衣出身而終有天下，正說明受之於天，非人力所能爲。《孟子》：“匹夫而有天下者，德必若舜禹”，《史記》裏，劉邦自己就說：“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”（見《高祖本紀》）司馬遷在《史記·秦楚之際月表》裏感慨高祖之得天下：“昔虞、夏之興，積善累功數十年，德洽百姓，攝行政事，考之於天，然後在位。湯、武之王，乃由契、後稷脩仁行義十餘世，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，猶以爲未可，其後乃放弒。秦起襄公，章於文、繆，獻、孝之後，稍以蠶食六國，百有餘載，至始皇乃能並冠帶之倫。以德若彼，用力如此，蓋一統若斯之難也。秦既稱帝，患兵革不休，以有諸侯也，於是無尺土之封，墮壞名城，銷鋒鏑，鋤豪傑，維萬世之安。然王跡之興，起於閭巷，合從討伐，軼於三代，鄉秦之禁，適足以資賢者爲驅除難耳。故憤發其所爲天下雄，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？豈非天哉，豈非天哉！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？”所謂英雄不怕出身低，高祖得了天下，自然不介意自己身份的低微，其實反倒愈低微愈好呢。
因而，司馬遷作《史記》，採了不少《左傳》裏的材料，他在《吳太伯世家》裏說：“餘讀《春秋》古文（即《左傳》）”雲雲，可以想見。然而《高祖本紀》寫劉邦身世，卻只說：“高祖，沛豐邑中陽裏人，姓劉氏，字季。父曰太公，母曰劉媼。”太史公把《左傳》讀得這樣熟，卻偏偏漏掉了漢朝開國之君的家系，豈非怪事。何以如此呢？我認爲大約有兩個原因。其一，武帝時《左傳》的本子裏還沒有關於“漢家堯後”的文字，其二，《左傳》裏有“漢家堯後”的文字，然而沒有人把“劉氏”和漢朝皇帝混而爲一。我以爲前一說的可能性要大一些。那麼，“漢家堯後”的文字出現在《左傳》裏究竟始於何時呢？舊說以爲系劉歆所竄入，在我看來似不必如此。大約到了新莽之時，“漢家堯後”說早已爲大多數人所接受，否則王莽篡漢，放出“漢家堯後”的說法，一時之間恐不能服衆。然而，如果我們打算棄今文家的說法於不顧，另立新說，那麼，我們怎麼解釋劉歆與《左傳》的關係呢？我以爲，所謂“引傳文以解經”，確從劉歆開始，而《左傳》作爲先秦古書，雖然不見得與今本內容完全一致，然而就史料價值而言，卻十分可靠。（然而說《左傳》作於左丘明之類的鬼話，我是不信的。）它之前可能被一些人讀過（例如司馬遷），但因爲一直藏於祕府，見的人理應不多，所以直到劉歆表彰以後，才爲世所重。至於後世所傳的《左傳》傳授源流表，我認爲全出僞託，在此僅舉一事爲例，其它另有專文討論。《漢書·儒林傳》：“漢興，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、京兆尹張敞、大中大夫劉公子，皆修《春秋左氏傳》”，賈誼傳《左傳》的事不見於《史記》，說他作了一部《左氏傳訓詁》，也不見於本傳，《藝文志》裏也找不到，最奇怪的，賈誼有一部《新書》，雖然文句散亂（可能由後人補綴而成），總算傳下來了（關於《新書》真僞容後再辨），其中有伍員“何籠而自投水”、“範蠡負石而蹈五湖”（《耳痹》），《先醒》記虢君事，皆異於《左傳》之文，賈誼若傳《左傳》，何以自相矛盾如此？且按《儒林傳》之文，賈誼分明爲修《春秋左氏傳》的其中一人，然而到了《經典釋文》裏，又變爲“蒼傳洛陽賈誼”，賈誼成了張蒼的弟子，嗟夫，古人誠不知後人之博學至於此也。《左傳》的傳授既不可信，我們對於“漢家堯後”說的增入出於何人之手筆，就很難確說了。事實上，漢高祖生於民間，建功立業的大臣也盡爲屠狗賣繒之輩，文化水平自然不高。高祖厭惡儒生，《史記》上說他“諸客冠儒冠來者，沛公輒解其冠，溲溺其中”，後來陸賈勸他多讀書，也被罵道：“乃公居馬上而得之，安事詩書？”（俱見《酈生陸賈列傳》）由此可見，高祖一生不怎麼買儒家的帳，堯作爲儒家經典裏的古聖王，自然不及黃帝、蚩尤來得威風（《高祖本紀》：劉邦稱沛公以後，“祠黃帝，祭蚩尤”，我以爲此說似可信）。漢興以來，黃老之學盛行，劉邦要託祖宗的話，好歹也找黃帝吧。到武帝時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，也沒有擡出堯帝的門面來，否則《史記》裏奈何無一字及之？因而我說“漢家堯後”發生的年代必在昭宣之際。
“漢家堯後”說流行一段時間以後，大約覺得缺乏公信力，需要配合新的學說加以鼓吹，因而董仲舒的“新五德終始說”開始重新受到重視。所謂“新五德終始說”，系將原來的“克”改作了“生”，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，五德以生爲次，從所由生。另一個變化，則把黃帝一代拉作了黃帝—顓頊—帝嚳—堯—舜的大系統。改變的原因，不甚瞭解。有說認爲，主“勝”爲革命之說，漢革秦命，故漢初主“勝”。到武帝之後，漢愈來愈不得人心，主張革命無異於自取滅亡，因而有必要改用主“生”的溫和學說。此說確否，目前難下結論。另有一說，則認爲到了昭宣之際時，人心厭漢，盼望出現新的受命之君，解民倒懸，漢帝國的統治者爲了穩固人心，於是造出自家再受命之說。既要再受命，土德、水德顯然用不了了，因此只好轉而求助於新五德的理論。再有一說，則認爲漢初改制，必須照顧到夏、商、周的正朔，不宜和史書中的記載衝突。到武帝時，因爲實際的需要，正朔採用了三統說，即太初改歷，所謂“行夏之時”便沒有了爭議，而在董仲舒的書裏，五帝轉移本用了主“生”之說，現在不妨一併統一，對古史系統來個改頭換面的大整理。而我認爲，“漢家堯後”說的發生，早於五德的改制，堯後之說既經確立，堯的地位自會提高，不便再與其餘四帝混爲一談，因而不得不拉出《春秋繁露》裏的五德系統（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的關於五德終始的學說多麼混雜，決非一家專有，皇帝取了哪一家，僅僅成其官方說法而已，不礙民間復有他說成立，此說將於後文詳細討論），五帝官天下，傳賢不傳子，自然不好用主“克”的學說，黃帝以土德王（從他的名號上便不難看出），早被限死了，漢家堯後，又非得同德，“漢爲火德”之說的發生大約早於五德系統的改變（爲什麼呢？下文將有說明），則堯不得不爲火德，因而只好放棄舊有系統，轉而採用新的學說（我認爲在五帝中插入少昊的做法不待劉歆而成立，至少劉向的帝德譜便已如此，說見下）。以上究竟哪一說更加合理，我以爲非一二語可決，大約都發揮了作用吧。然而，不管出於什麼原因，總之，漢用了新法子，具體的年代，應在昭帝以後，可能略晚於“漢家堯後”說發生之時。昭帝崩後，“昌帝”劉賀立，不久霍光廢“昌”立宣，理由之一則爲“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”，認爲此舉“亂漢制度”。可見，到宣帝時，漢爲火德的說法仍沒有得到正式確立。照顧頡剛的看法，“漢初尚赤”之說應該產生於王莽以新代漢前後，見《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》。錢穆、楊向奎則持反對意見，參見錢穆《評顧頡剛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》、楊向奎《西漢經學與政治》。最初，我曾支持顧的說法，後來讀了錢辨劉歆作僞的文字，轉而接受其歷史漸變的學說，儘管如此，卻無論如何放不下火德晚出的偏見。到後來，沉靜了一段時間以後，又慢慢確信漢初尚赤決非虛言。開始作這篇文字的時候，我的觀點再次發生了改變，重拾晚出說，以爲愈堅，然而寫到上文時，忽然又發了疑問，認爲兩說均難成立，下文即本此。西漢政治最大的難點在哪裏呢？我以爲就在火德之說發生於何時。《史記》裏記高祖事，共有三次說到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傳說，兩次分見《高祖本紀》，一次見於《封禪書》：此之謂炎、漢關係之中心。顧頡剛以爲此說始於東漢初，爲光武帝滅公孫述的僞託。我以爲殊不可信。按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，則赤滅白，完全取自五德說的“火克金”。公孫述居西陲，自以爲得金德，本沒什麼大礙。但公孫述好歹並沒有取得天下，他的以金德王不過他一家的說法而已，光武帝以《赤伏符》纘前漢的緒，自不會把公孫氏視爲正統，要以“火克金”之說服天下人之心，爲此造出一段僞史，未免可笑。且西漢末，新五德說大行其道，我們只要看看劉向、歆父子排出的新帝德譜，便可明瞭，奈何此地又沿用了五德主“克”的舊說呢？“新”—（生）—“成”—（克）—漢，自免不了衝突之譏。況且，早在劉歆之前，就有谷永“彗星土精所生，兵亂作矣”的奏議，火生土，恰爲代漢之徵，可見此時不僅有了主“生”的學說，即“漢爲火德”亦有人說及了。那麼“漢初火德”的說法又可靠與否呢？我認爲同樣靠不住。漢初尚赤的證據，錢穆、楊向奎二人舉了不少，要之有以下幾條：一、高帝時有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傳說，俱見於《史》、《漢》二書（前只引《史記》），二、《史記·淮陰侯列傳》有漢軍“人持一赤幟”、“立漢赤幟二千”的記載，此條若屬實，可以見得漢未統一天下以前，所謂“漢家尚赤”便爲天下人所熟知，三、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文帝郊見雍五畤，“衣皆上赤”，而在此之前，“高祖……（初）立爲漢王”時，便“色尚赤”，四、武帝末年，發生了一樁震驚朝野的大案，史稱“巫蠱之獄”。《漢書·劉屈氂傳》敘及此事，就有“太子持赤節”的記載，五、宣帝即位以前，曾有“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”的記載。試分別言之。
赤帝子斬白帝子的傳說，因爲可能涉及到後人作僞，暫且按下不表。漢軍作戰，持赤幟，錢穆以爲系出於五方色帝的觀念，與五德終始之說無涉。怎麼說呢？秦居西方，高祖舉兵南方，按西方屬金，尚白，南方屬火，故尚赤，劉邦出身本非顯貴，自然用了民間流行的五德方位之說，因而產生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神話。楊向奎在《西漢經學與政治》裏就力主此說，認爲漢初火德。然則，此說合理嗎？我以爲不能完全成立。始皇採齊人之說，自以爲得水之瑞，嚴刑峻法，暴戾天下。陳涉率先發難，可惜未能建立帝業。高祖發兵攻秦，本受懷王之令（名義上如此），假若此時便有赤帝子之說，那麼很抱歉，享受此一頭銜的當爲懷王，輪不到你沛公（懷王居南方，又有民衆基礎，稱赤帝可謂名正言順）。假若赤帝之說晚出，則當此之時，沛公已受封漢中王，位居西陲，該作白帝了，何以赤帝爲？要說漢王狐假虎威，借自己舉兵南方之往事，非居之而後快，怕不能服衆人之口，因爲當初項羽同在懷王手下跑路，現在封地又在南方，劉邦所以持赤幟，正爲了居於正統，然而他的先決條件哪裏及得上項羽的一半呢？且劉邦出漢中，朝東發展，本來就打着爲“義帝”發喪的旗號，現在自己倒僭稱了赤帝，不會貽人口舌嗎？再有一條，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記劉邦立爲沛公，“祠黃帝，祭蚩尤於沛庭，而釁鼓旗，幟皆赤”。我們不禁要問，劉邦不是自稱赤帝子的嗎？爲何要祠黃帝呢？我認爲，所謂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傳說應該發生於漢興以後，到武帝時已成爲一般常識，太史公作史，難免以今度古，所謂“現時觀念”（present－mindedness），史家之大忌也。漢人本沒有什麼歷史演變的思想，再加上現時觀念作祟，便有了“由所殺蛇白帝子，殺者赤帝子，故上赤”的說法。（我認爲祠黃帝一事亦屬現時觀念的產物，《封禪書》上只說祠蚩尤，祠黃帝理應在土德說確立之後，至於祭蚩尤，大約當時民俗欲舉兵則必祭之。）事實上，《史記》裏不少地方都受現時觀念所支配，比如《封禪書》：“二年，高祖……入關，問：‘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？’對曰：‘四帝，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帝之祠。’高祖曰：‘吾聞天有五帝，而有四，何也？’莫知所說。於是高祖曰：‘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’乃立黑帝祠，命曰北畤。”我們讀了，不免覺得一頭霧水，高祖固非赤帝子乎，怎麼又變了黑帝呢？總之，凡此種種，無法自圓其說，都因爲歷史層累地構成，新觀念出現之時，舊思想或者仍沒有消失，兩者不自覺地發生融合，本不可能前後一致。太史公以疑傳疑，因而在《史記》裏留下了很多看似牴牾的說法。前人一時疏忽，有所不察，便以爲出於僞竄。
除上一條而外，《封禪書》裏又說，劉邦立爲漢王以後，“因以十月爲歲首，色上赤”。十月歲首，乃爲秦朝正朔，居水德，然而服色竟尚（上）赤，實在令人摸不着頭腦。不特此也，《曆書》裏記漢興之初，高祖“亦自以爲獲水德之瑞，雖明習歷及張蒼者，鹹以爲然”，“故襲秦正朔服色”。分明說出漢爲水德了，然而服色竟用的赤！爲何會產生這些矛盾呢？我們暫且撇開不說罷。到了文帝時，張蒼忽然重又開始鼓吹“漢爲水德”的議論，並以“河決金堤”爲其符應（見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）。在我看來，漢爲水德的說法是到這時才成立的，否則高皇帝一言既出，何勞張丞相今日費心於此？且高皇帝時，既以秦無黑帝之畤爲“獲水德之瑞”，何以到這時又出了“河決金堤”的符瑞呢？有人會說：文帝時之所以重倡水德之說，乃是因爲有公孫臣上書言土德事。然而張蒼既駁之，奈何不搬出高皇帝的架子來壓服他呢？我以爲，太史公之所以認爲高帝時曾行過水德之制，只由於漢初天下紛亂，未遑改制，所以沿用了秦的正朔和服色。事實上，高祖來自民間，文化程度想必不高，像五德終始這樣高深的理論自然無須懂得。秦始皇封禪、郊祀，搞得這樣隆重，他竟不知秦之所祠何帝，可以想見。到他坐穩了龍椅以後，對自家的德運似乎仍然漠不關心。漢初叔孫通制禮作樂，就決口不及服色正朔之議，高祖也以禮儀以從簡爲宜，“度吾所能行爲之”，五德終始的規矩這麼繁複，哪是高祖那樣的土包子所可以消受的。高祖乘兵革以除暴秦，對於各類民間傳說可謂雜取而博收之，初不必以合於五德之說爲要。故而以“十月始至霸上，因故秦時本以十月爲歲首，弗革”（《史記·張丞相列傳》），到見識了雍四畤以後，又草率地稱了黑帝。到文景之世，漢皇帝仍對五德之說不感覺興味，文帝初就有賈誼“草具其事儀法”，後來因爲皇帝的謙讓，絳、灌之屬的嫉妒，遂廢止了，可見漢初對改德立制之事原本並不重視。到新垣平一案以後，甚至服色也不想改了，於是土德的制度終於沒有頒行，漢承秦制，滿朝大臣都只得着了黑服，恰與水德之制巧合。也正因如此，司馬遷在《史記》裏才錯誤地留下了許多漢初水德的情形。
那麼，漢初的宗教思想到底成個什麼樣呢？錢、楊二氏以爲漢初尚火，列舉理由如上，以明火德之說非出劉歆以後，我認爲自有其可立之點。然而倘要據此推漢論初即爲火德，恐言之尚早，不無商榷之餘地。事實上，我們在讀《史記》的時候，早對漢初思想的紛亂龐雜感到困惑異常。“漢初火德”說要想成立，至少需要先解答我們的一個疑問，即漢初既有火德之說大行其道，爲何幾十年來獨獨不爲漢人所關注呢？他們爭論水德、土德，費了多少口舌，何以偏偏就沒有人出來主張火德呢？漢人尚赤的說法，在《史》、《漢》裏屢有說及，我自然不以爲僞（要說漢軍“人持一赤幟”、“立漢赤幟二千”出於僞託，這僞作得未免過於精密）。《史記》裏出現土德、水德、火德（存疑）三種說法，我大略可以接受，班固的《漢書》作於東漢以後，漢爲火德之說論理早應凝固，且受政治的保護，要作僞的話，本十分容易。孟堅既生於炎漢之世，爲什麼卻沒有刪去土德、水德的“僞說”呢？寫在奏章裏的或許刪不掉，但記事裏面偶有說及，爲何不剔而除之呢？我原打算將《史》、《漢》分而觀之，現在看來，土德、水德的舊說，既對新漢不利，卻仍保存了下來，即從時代論，也只有歷史思想的作用，決無現時觀念的擾亂，因而十分可信。既然可信，那麼，我們又要問，新垣平事後，文帝郊祀五帝，按說服色或應尚黑，或應尚黃（黑較合理，因爲新垣平伏誅之後，改服色的事也廢止了），奈何竟尚了赤呢？到武帝以後封禪、郊祀，土德之說理應堅不可摧，也容不得半分懷疑了，何以戾太子持節，竟用的紅色呢？霍光以“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”廢了漢帝的事，我們暫可不論，因此事發生較晚，當時或已興了漢爲火德之說。然而，我們必須注意，“節上黃旄”是武帝時爲了區別戾太子之節而改的（《漢書·劉屈氂傳》：“初，漢節純赤，以太子持赤節，故更爲黃旄加上以區別。”），則武帝時，節本爲赤，不涉黃旄，而所謂“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”不過將漢節恢復了原來模樣，竟成了霍光手中的一條罪狀！最可怪的，到武帝時，經歷了大規模的政治封禪、郊祀活動，漢爲土德的學說早應根深蒂固、深入人心，而此時漢帝自家的旗節竟爲紅色。由此可見，炎漢之說不僅發生在漢初、漢末，即使在漢朝中葉土德、水德之說最盛行的時候也仍然位居臺前！何蹊蹺之至也！就好比漢家擁有兩套制度，尚黃、尚黑的同時依然尚赤。怎麼解釋它呢？漢又到底屬於哪一德呢？我以爲此說之所以費解，全由於我們抱有一個偏見，即尚赤必然代表了漢爲火德。漢爲火德是後來的事，此前從未發生過。因而，照我的意見，漢初軍旗用赤，並非由於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神話，反之，因爲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傳說晚出，倒顯出受漢服尚赤的影響的情形來。此一說要想成立，必先說明漢服尚赤之來源甚早，其說下文再辨，我們暫且回到漢初屬德的問題上來。
一如我在上文所說，漢初並沒有實行過火德之制。現在，我還要更進一步，說，漢初不僅沒有實行過火德之制，就是水德之制也何嘗推行過呢？所謂的尚黑、尚赤，正如陳涉剖魚得書，本沒有多少學理上的深刻意義。所以我說，漢初之時對於各類民間傳說不過雜取而博收之，本沒有打算和五德終始說聯繫一致。我們讀《史記》，大略可以想見那時宗教思想的混雜。到賈誼那裏，才因爲先前制禮作樂總不關乎五德終始，偏偏賈生又是儒家者流（五德說和儒家的關係之密切在此可不復論），於是提出土德之議，在他看來秦是佔據水一德的。後來又有公孫臣，亦倡此說，可惜因爲張蒼的反對，到底行了水德之制。後來，不知什麼緣故，成紀果然出現黃龍，因而公孫臣的意見終於得了採用。不幸又由於新垣平“作亂”（《曆書》雲，《封禪書》則曰“氣神事皆詐也”），恢復了水德。到武帝之時，經過一般儒者的鼓吹，總算又改作了土德。然而，在這整個過程，所謂“漢家威儀”，一直沒有擺脫尚赤的影響。《封禪書》上記張蒼好律歷，推五德之運，以爲“漢乃水德之始”，因而“年始冬十月”，而服色卻“外黑內赤”！（服虔注以爲：“十月陰氣在外，故外黑；陽氣尚伏在地，故內赤。”聽上去倒像《月令》推行後的說法，晚出，不採。）後來文帝郊見雍五畤祠，“衣皆上赤”（如上文，錢、楊一派即據此認爲漢初採火德之說）。這最可讓我們看出西漢初年宗教思想的混亂。高帝舉兵攻秦時，不可能有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的神話，因其師出無名，前文既辨之。等到槍桿子裏出了政權，沒有了項羽，沒有了義帝，再回頭編出南方赤帝子的神話，總可以騙到不少人了吧。五方色帝之說淵源甚早，南方的赤帝子斬了北方的白帝子，本不須與五德說產生關係。我們看此時的東方，即有東陽少年組織的蒼頭軍，便可證明（見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），假若高帝舉兵北方，照樣可以編出黑帝子斬白帝子的話來。按說，如果漢家尚赤就是由於這個原因的話，到張蒼改德之後，總該慢慢轉變，從此尚黑、尚黃了吧。然而，我們知道，所謂“炎劉”之說一直歷西漢之世而不衰：武帝時太子持節即爲明證，按後來《漢書·雋不疑傳》：“始元五年，有一男子乘黃犢車，建黃旐，衣黃襜褕，著黃冒，詣北闕，自謂衛太子。”太子旗章尚黃，此爲昭帝時事，可證武帝時決無行火德之實。最後察明太子是假的：“要（腰）斬東市”，大約便因爲沒用赤幟。再後來，霍光以“變易節上黃旄以赤”廢劉賀，仍可見得漢的土德未衰，仍然用赤。赤帝子斬白帝子本是漢家蠱惑人心的宣傳，實爲倉猝間造作的神話，高帝自己必不會信，何以竟生出如此大的效用來！因此，我認爲漢家尚赤應該有其來源更早、更堅固的原因。現在，我們回過頭來看漢初的宗教思想，不覺得它全出於雜湊嗎？《史記》上描寫高祖容貌，說什麼“高祖爲人，隆準而龍顏，美鬚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”，關於這七十二黑子，張守節注引《合誠圖》曰：“赤帝體爲朱鳥，其表龍顏，多黑子”，以爲“七十二黑子者，赤帝七十二日之數也。木火土金水各居一方，一歲三百六十日，四方分之，各得九十日，土居中央，並索四季，各十八日，俱成七十二日，故高祖七十二黑子者，應火德七十二日之徵也”。此說雖有晚出附會之嫌，然而對此我們暫時找不出更好的說法，姑從之。可見，在高祖的體貌上，全採尚赤說，又因“十月始至霸上”，便以十月爲歲首，服色方面呢，則純粹沿襲了秦的制度，與五德終始之說有什麼關聯？所謂符瑞，既然那麼對漢人胃口，而高帝又以火德王，太史公作《史記》，何以竟不點明與劉媼交的乃是“赤龍”呢？事實上，後來的《春秋握成圖》即雲：“劉媼夢赤鳥如龍，戲己，生執嘉”，《詩含神霧》亦雲：“赤龍感女媼，劉季興”。其實，這些緯書在西漢時決不能存在。我們看劉歆的《七錄》，《數術略》裏無論多麼古裏古怪的書都有，卻偏偏不收圖讖。再說，西漢人喜談災異、禨祥，圖讖之類的東西既那麼合口味，何以不大引特引呢？況且，《春秋緯》裏說“黑龍生爲赤”，孔子生爲水德，自不能纘周之緒，只好作了“素王”，“爲漢製作”。換言之，秦之前早有了一個“閏水”，劉歆們的帝王世系怕要轉不圜了。因而，所謂“讖緯”乃是王莽之時應時代之需而產生的，到光武帝得天下的時候才發揚光大，以至不可收拾。具體說來，西漢末年，王莽靠了劉歆的幫忙，總算坐上了皇帝的龍椅，不料席不暇暖，反莽戰爭一觸即發。劉秀依靠《赤伏符》，興再受命之說，在當時反莽軍團中的身價自然高人一等，他所以能夠取得天下，與圖讖的作用恐怕不無關係。
上面說到漢興以後，劉邦雜採各說，擬出一套宗教制度來，而儒生對此自然不會感到滿意。因而，到漢文帝時，便有了土德、水德的爭論，雖然最後依了土德，然而尚赤不變（原因容後再辨），那麼，“漢爲火德”之說究竟到什麼時候才確立的呢？我以爲最早要到成帝以後，大約昭、宣之末，人們對於漢王朝愈發失了信心，土德的地位自然也跟着衰微了，因而就有好事之人，站出來主張改德之事。改什麼德呢？水、土都不行，金、木又太無端，不如乾脆照了尚紅的習俗，改德作赤吧。然而，漢爲土德乃祖宗之成法，經武帝的大肆宣傳以後早就深入人心，哪可以說改就改，革命並非請客喫飯，總得有人流血犧牲，結果，力主此說的妄人們便紛紛以妖言惑衆問了罪。《漢書·李尋傳》雲：
初，成帝時，齊人甘忠可詐造《天官曆》、《包元太平經》十二卷，以言：“漢家逢天地之大終，當更受命於天，天帝使真人赤精子，下教我此道。”……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，下獄治服，未斷病死。
事實上，即使皇家出身的劉賀亦因改易旗幟而被霍光廢黜呢。其實，我們以歷史的眼光看去，劉賀僅僅將旗幟的顏色恢復了武帝時的原狀，竟會罹此橫禍，可見對漢王朝的統治者來說，“漢爲火德”之說有多麼蠱惑人心。然而，“防民之口甚於防川”，“赤化”的風波並沒有就此平息，反而愈演愈烈。大約到了劉向、歆父子的年代，改革終於成了，《漢書·郊祀志》說：
劉向父子以爲帝出於震，故包羲氏受木德，其後以母傳子，終而復始，自神農、黃帝下歷唐、虞、三代而漢得火。
《漢紀·高皇帝紀》亦雲：
及至劉向父子，乃推五行之運，以子承母，始自伏羲，以迄於漢，宜爲火德。其序之也，以爲《易經》稱“帝出乎震”，故太皞始出於震，爲木德，號曰伏羲氏。
硬把功勞拱手獻給了劉向父子，就好比我們今天把發明文字的功績獻給倉頡一般。按情理，要使漢爲火德，舊的五德終始說便不能用了，該換用主“生”的新五德終始說。主“生”的新五德終始說，我們在董仲舒的書裏曾目睹過，現在經了昭、宣時人的鼓吹，總算重放光彩了。那麼，具體說來，漢前的帝德譜要怎麼排呢？我們有理由認爲應該如下：
伏羲（木）—神農（火）—黃帝（土）—少昊（金）—顓頊（水）—
帝嚳（木）—堯（火）—舜（土）—夏（金）—商（水）—
周（木）—漢（火）
我並不認爲向譜、歆譜裏有少昊一代的區別，否則堯、漢即無以同德，“漢家堯後”說只能宣告破產了。事實上，少昊一代本採《呂覽》、《淮南》而來（《呂覽》的年代似不可信），全不必到劉歆時纔來硬湊。《世經》裏的閏統不知在劉向的譜裏有沒有，但漢人目中無“秦”的作法，自有其傳統可據，不待閏統之說而後興。事實上，《郊祀志》裏所謂“下歷唐、虞、三代而漢得火”，早明白說出了漢承周統。今文學家囿於今古文的紛爭，必欲視劉歆之譜爲僞託，似不盡合理。
漢家改制，本抱了穩定壓倒一切的幻想，不料到了王莽之時，竟成了劉歆媚莽的工具，演出一場堯舜禪讓的活劇來。結果王莽治國無方，劉秀將兵有術，“新”王朝十四年間就土崩瓦解，天下又回到了劉家手裏。劉秀本來自民間，傳說有點學問，實際怎樣不得而知，《後漢書·光武帝紀》上說他爲漢“九世之孫”，“出自景帝”。其實，這就像東漢之末的劉備，打了中山靖王的旗號，亂世之中總可以爲自己帶來聲望，至於實際如何，只要具有割據一方的勢力，自然決沒有人敢來過問。照《後漢書》的說法，光武帝“性勤於稼穡”，地皇三年時躲在新野賣谷爲生，並不願爭天下之神器。後來，帶兵打仗，在部將三番五次的勸說下，對作皇帝依然猶猶豫豫，這時，突然出了個《赤伏符》，說什麼劉秀當爲天子，因此承了上天的明命，心安理得宣佈登基。而此時的西方，有個大官，姓公孫，也想當皇帝，發了讖語到中原去，自立爲白帝。爲什麼要自立爲白帝呢？這大概是借了五方色帝說裏關於西方屬金的解釋。他引以自重的圖讖裏有《靈運法》，說“光廢昌帝，立子公孫”，他自己姓公孫，以爲得了天命。其實，昌帝指劉賀，公孫則爲皇孫病已，後來做了孝宣皇帝。然而這裏頭卻有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，《漢書·眭弘傳》：
孝昭元鳳三年正月，泰山、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，民視之，有大石自立，高丈五尺，大四十八圍，入地深八尺，三石爲足。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。是時，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，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臥地，亦自立生，有蟲食樹葉成文字，曰“公孫病已立”，孟推《春秋》之意，以爲“石、柳，皆陰類，下民之象；泰山者，岱宗之嶽，王者易姓告代之處。今大石自立，僵柳復起，非人力所爲，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。枯社木復生，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。”
其中，最值得我們注意的，在於“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”，當此之時，民間對於漢的屬德怎麼看待我們無以確知，然而漢家理應視自己爲土德吧，所謂“白烏”，乃是金德的符瑞，土生金。然而又沒有易姓受命，何以要用金德代了土德呢？我們從後來可以得知，儘管宣帝的確作了皇帝，眭弘之子也因爲其父推春秋之意而拜了官，漢仍沒有採用金德之說。
我們從這一段裏可以推知一個事實，即漢時所謂受命的學說，並非只此一家，決無分店，反而十分混雜。我們記得前面講高帝的得天下，我主張並不依五德終始立說。大約民間對此說法甚多，高帝出草莽之中，對騶衍的理論並不感冒。到漢帝國立穩腳跟以後，官方對此雖然有了確實的說法，民間或許仍然花樣繁多。前面我們不是討論了赤帝子斬白帝子的傳說嗎？既然此說來源甚早，何以中間經歷了漢的幾次改德，到讖緯大肆出爐的時候，仍然有秦爲金德的說法呢？如果依光武帝時漢的屬德推論，秦早成了閏統，即使秦非閏統吧，按新五德說的排列，炎漢之前也只配有木秦。然而我們看《尚書帝命驗》：“有人雄起，戴玉英，履赤矛，祈旦失龠，亡其金虎。東南紛紛注精起，昌光出軫己圖之。”鄭注曰：“祈讀曰晰，白也，謂之秦也。……金虎，獸之長，喻於秦君。……注星之精起，謂劉氏也。”《易緯通卦驗》：“庶聖東南，巽氣殺白金。帝詳而發，乾道失君，上之變一，而五德異節。……赤兌宣體，坎後野十之刃之魚四射。七九摘亡，名合討吾，代者起西南，以火爲姓。”又：“丘以推秦白精也。”《春秋說題辭》：“秦金精堅，故秦俗亦堅。”《春秋漢含孽》：“劉季握卯金刀，在軫北，字季，天下服。卯在東方，陽所立，仁且明。金在西方，陰所立，義成功。刀居右，字成章，刀系秦。枉矢東流，水神哭祖龍。”《洛書靈準聽》：“有人雄起戴玉英，祈旦失亡其金，虎賁東南紛紛注精起，昌光出軫己圖之。”何以都分明將秦看作了金德呢？所以我認爲，所謂的陰陽家學說自一開始就莫之能一。東漢初的讖緯更復如此。我們看那些反對讖的人摘取了讖裏矛盾的地方，質問說讖的人。這事要發生在王莽失敗以後、天下歸漢以前，還可以說是人人以此張本、自安其說，如公孫氏等，所以鬧出許多紛爭。然而到明帝時，天下宗漢久矣，哪個不要命的書生竟敢造此異說？可見民間本有不少齟齬難平的讖語，它們爲要自圓其說，對歷史的解釋自亦不會一樣。我們只看漢時關於三皇五帝的學說，就有不下六種，這六種自然又各有其歷史系統，對於某朝某代屬哪一德，本有很多說法，其中一些大約又不以五德終始作其理論基礎，天曉得成個怎樣混亂的局面。劉向父子在正式確立漢爲火德以前，民間便早鬧了不知多久。因而他們的整理古史觀的工作，不過想從理論上順水推舟而已，在民間究竟有沒有形成影響，爲多少人所接受，實在很難說清。莽皇帝本爲大學者，又有嘉新公那樣的學術權威作後盾，自然可以理出一套成系統的學說來。公孫氏和光武帝都是民間出身，再加上戎馬倥傯，想必不會在古史觀上多費口舌，我們只須看他們大打筆仗時全憑引讖說事，便可略見一斑。赤帝、白帝，老早的傳說，怎麼沉寂了一兩百年之後又再度浮出水面了呢？要想給出一個回答，我們首先必須明白，劉秀既然鼓吹自己光復漢室，以火德再受命而取天下，必然要強調前漢的赤統，以明劉家承天大命，非人力可以改變。然而，漢爲火德的最早依據，恰爲高帝斬蛇的傳說，對後漢王朝來說，高帝斬蛇的真實性意義重大，因而我們看《後漢書》，可以發現時人都常有說及。儘管崇拜斬蛇的故事，漢爲火德經了王莽等人的大力宣傳，早不須再議。光武帝的思路其實很簡單，他確信漢爲赤統改不了，自然不必用五德說重新推演一次：我爲赤，則高帝亦必爲赤，高帝爲赤，依了斬白蛇的傳說，則秦帝必爲白，白即金德，火克金，可無疑義矣。他全不必問火克金的系統能否容於漢爲火德的歷史學說裏。天下圖讖那麼多，不合五德說的想來也不會少。他們不像現代人那般精明，非要打破沙鍋問到底，他們本不過爲自己的得天下尋找“君權神授”的依據罷了。前人講漢代歷史，很少說到陰陽五行，到清代今文家那裏，忽然揭出劉歆作僞的把戲，因而自崔觶甫以降，幾乎無一不把五德終始的理論當作中心。其實，漢帝國神神鬼鬼的事那麼多，哪裏可以都用五行來解釋。我們看武帝末年的巫蠱一案，可有半分五行的意味？我可以說，漢朝人的五行決不像我們現代頭腦裏想的那般嚴密（武帝時的正朔，就是採了三統說而來，他們毫不在意，可見漢人自己也並不想將它弄得十分嚴密）。如果光武帝非要死心眼地在秦的屬德上採取劉向、歆父子所列之譜，則秦就要爲閏德了，赤帝子斬不了白帝子，高帝取天下的神話得破產了。同理，我以爲公孫氏的稱白帝也出於同樣原因。“新”只有短短的十幾年，比了短命的秦更加不幸。在漢人的眼裏，秦固且佔不了一德，篡漢的“新”又何以堪？因此，公孫氏並不打以土生金的主意，他的稱白帝全因爲地偏西隅，他採了五方色帝的傳說，要“白帝子斬赤帝子（漢）”，他稱帝的時候“新”王朝早經煙消雲散，更始帝也不行了。我們看他和光武帝打筆仗引用的讖語，諸如《西狩獲麟讖》、《援神契》，無不強調個“西”字。所謂“西太守，乙卯金”，在公孫氏看來，分明要以“西太守”來接替“卯金”（劉）了，哪裏有新莽的影子呢？你可能會問，憑什麼“乙卯金”指的是前漢呢？光武帝不是也姓劉嗎？《後漢書》記公孫氏“妄引讖記，以爲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爲赤制而斷十二公，明漢至平帝十二代，歷數盡也，一姓不得再受命”，顯見他的讖是針對前漢而言，因爲前漢歷了十二代，所以劉秀不得再受命。光武帝怕他這樣一說，亂了人心，立馬回了封信駁他，說：“漢家九百二十歲”，氣數未絕。（雜見《後漢書·公孫述傳》、《華陽國志·公孫述志》）如果白帝意味着土生金，正與光武帝的“火—火”形式的再受命衝突，光武帝說了那麼一大堆，何以竟不反駁“以金代土”之說呢？可見，東漢時讖緯的效力實在比五德終始說強了多少。光武帝獨樂樂不如與衆樂樂，強大家跟着他讀（似乎立了學官，一時找不到，日後再補），不讀的可能就沒有好下場。
最後，再說說漢之所以尚赤的原因，對此，我認爲很難解答。我們在《檀弓》裏，可以找到夏尚黑、商尚白、周尚赤的說法，與《春秋繁露》裏的三統說吻合。夏、商、周時有沒有三統說？很難說有。那麼，三代之所以尚黑、尚白、尚赤，或許由於民俗的關係，總之我們現在解釋不了。漢的尚赤，大約同樣出於地方的習俗，或者竟爲劉家自己的傳統。總之，我們看它既如此堅不可摧，即使在土德、水德之世仍沒有倒掉，大約可以確信其發生的年代非常之早，且決不脫胎於“赤帝子斬白帝子”之類劉邦本人都不信的騙人把戲。那麼，到底是什麼值得劉氏家族這樣的崇信呢？我試着給出一種猜測：劉邦帶兵入關之前（夏七月，入關在夏十月），天空中曾出現一個奇特的天文現象，即所謂的“五星聚於東井”，我們可以在《史》、《漢》二書中反覆看到其身影。比如，《史記·高祖本紀》：“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於東井，……此高祖受命之符也。”《史記·張耳陳餘列傳》：“甘公曰：‘漢王之入關，五星聚東井。”（《漢書》同）《史記·天官書》：“漢之興，五星聚於東井。”《漢書·高帝紀》：“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於東井，沛公至霸上。”《漢書·楚元王傳》：“漢之入秦，五星聚於東井，得天下之象也。”爲什麼“五星聚於東井”如此值得漢人注意？《史記》裏說：“東井，秦分也，先至必霸。”東井，二十八宿之一，在南方朱雀中居首位。大約當日高帝仰觀星象，發現此瑞，因而“欲急入關”，差點宛城都不攻了，幸而有張良及時諫言，才免去腹背受敵的危險。後來果然順利入關，便自以爲得了天命，最後終於有了天下。我們可以在漢代出土文物裏發現大量繪有朱雀的畫，可算一證。朱雀色紅，漢帝尚赤，其間恐怕不無聯繫。（如果漢人的朱雀崇拜起源很早，則此說必更堅固。）
行文至此，拉拉雜雜有了一萬四千來字，總該打住了。我的意思，本打算粗略談一談漢初“赤帝子”的傳說（我原認爲此說僞出呢），誰料寫到後面，竟成了一篇“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”。顧先生的大作，在我自然算作必不可少的參考資料，此外，我仍應感謝錢穆先生，他對顧先生的駁訐，引發了我更深入的思考。關於少昊的來源，我想另寫一篇文字，作專門的研究。我想到了的卻忘了寫出來的應該不少，現在頭痛極了，以後想到什麼再作補充吧，今天就到此爲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