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也曾經被邀去演講。看着臺下一雙雙藍色的眼睛，我揣測他們想聽到什麼。我本來打算談父親的自殺，談自己親歷的槍戰和監獄，談中國一幕幕慘劇和笑劇……我知道那最能收穫西方的興奮。但我突然憤憤地改變主意，並自覺羞愧。這羞愧不在於我說什麼，而在於我爲什麼要那樣說。
這不意味着從此對中國的苦難緘口，只意味着開口不再取悅於人。
我不能與下賤的語言同流。
六英語並不是從來血統高貴。十一世紀，說法語的諾曼集團侵佔了英國之後，英語曾被視爲一種下賤的語言。英語只與窮人的事物有關，而政界和都市則流行法語，讀書人更習慣拉丁語。鄉下窮人餵養的“豬”是英語，城裏富人喫的“豬肉”是法語，這一類差別和混雜一直保留到今天。
在宗教改革家路德把《聖經》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成德文之前，德文也曾被視爲世俗的語言，不配用來談論宗教和靈魂。他以“職業”的俗義來譯註“天職”，在教廷心目中簡直是犯上和瀆神。比他更早一點的捷克教士胡司，主張用方言作祈禱，把教義捷克語化，也構成異端罪之一。他付出了更高的代價一最後在廣場上被活活燒死。
我要說的下賤語言則是另外一回事。不是指語種，而是指語質。不是指弱勢階級或弱勢民族的語言，而是指任何一種語言中都可能出現的品格退化。
這可能以貌似聖潔的形態出現，比如在中國的“文革”。假話大話空話套話，句句紅光閃亮。禁yu主義的語言專制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慾的詞彙，使之進入無名狀態的黑暗，結果帶來生命的枯萎，帶來幽默、輕鬆、溫情、執拗等等個性的絕育。人們即使在家信和曰記裏，也漸漸活出社論和革命公文的模樣，活出整齊呆板的格式。今天的人只要翻一翻當時的印刷品，無不驚訝字號的奇大。其實當時人們已無話可說，大量語言找不到指陳對象，只得從人們的記憶中退出^到了這一步，一個大字號的國家必然出現。用增大字號的辦法來充塞版面和空洞大腦，自然成了普遍的無奈。
但語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現爲鄙俗化，表現爲市井下流腔。同樣是假話大話空話套話，同樣是語言的暴力，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雞小報裏，給人心強加種種卑污的時尚，誘發着油滑、淺白、混亂、人雲亦雲，還有媚從的語氣和表情。它總是向心於金錢，只指涉利害，散發不出激情的血溫和光彩，無法用來討論崇高和意義。就像青樓小調只宜與瓜子、胭脂、麻將、酒肉相配合，無法用來演出正劇，無法用來歌唱母親或女兒。
這種語言與官腔構成了下賤的兩極。因此，讓一個庸官改行爲流氓，或者一個流氓改行成庸官，不會特別難，但讓他談一談內心，談一談英雄，談一談境界和趣味，談一談對草原或海洋的感受，通常就有語言的空白和障礙。
官僚是經常標榜道德造型的，但很多官僚的閱讀水準，只合適男盜女娼醉生夢死的惡俗讀物，從不敢去碰魯迅。同樣道理，新派精英是憎惡“文革”的，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擺脫不了“文革”的流行詞語和常用句式，每到譁衆之時，對舊時代的做派、手勢、歌曲等等總是不自覺地一次次加以模仿，使之突然復活。事情就是這樣，有些對立是虛假的對立’一旦照照語言的鏡子，就顯示出深層的同構和同質。
語言是精神之相。一個民族如果出現了下賤的語言潮流，如果一個民族的大報小報都充斥着官腔和流氓腔的語言繁殖，那麼必定已病相深重。
七關於西藏，是一個我缺乏知識的話題。但比我更缺乏知識的很多西方人，比我也比西藏人還願意談西藏，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國把它割讓一一他們說這話的時候，從來沒有想到應該把美國還給印第安人，把南非還給黑人，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還給原住民，也沒打算要求英國放棄北愛爾蘭。
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，也許我的結交範圍有限，我發覺同行的好些中國人一碰到這個話題就吞吞吐吐，就左右旁顧，就盯着菸頭作深思狀作嘆息狀作理解狀。也許，出於生計等方面的隱祕原因，他們必須出言謹慎，必須顧及當地主人的臉色。也許，在習慣了日常人際之間的庸俗之後，他們已經找不到談論這一類話題的語言，已經不知道如何描述歷史和表達公道。在長長的旅程中，我居然只見到一箇中國人敢於對此正色，敢於區分什麼是正常的討論，什麼是居心可疑的訛詐。這個人平時不大言語，以致我一直對他沒有什麼印象，常常不覺得他在場。但他突然冒出來，突然用不大流暢的粵式中文說：“不要上西方政客的當。”
他說：“尊重西藏是一回事，分裂中國的陰謀是另一回事。如果今天是西藏，那麼明天就是新疆，是東北，是臺灣和香港。”
他又不說話了，直到離開餐廳，無聲地沒入夜色。
我後來才知道，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國人。他只是祖籍廣東，自己先爲越南籍，然後是澳籍。在他逃離到澳洲之前，紅色政權殺了他的父親和好幾位親人，沒收了他家幾十公斤黃金。他乘一條漁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島上漂泊數月的情景，至今記憶猶新。
我還知道，他是個與巴黎的演講廳和話筒無緣的窮人，眼下領着失業救濟。這個世界很難聽到他的聲音。
八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，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義者^雖然這個主義可以成爲弱小者的精神盾牌。在我看來，這張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，強者的簕道，遮掩弱者還沒有得手的霸道，強者已經初露端倪的腐朽。
談主義很容易簡單化，擺出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英雄姿態，更是比下館子還容易的事，尤其是大家口袋裏有了些錢的時候。
我住在海南島，這裏總是滿目皆綠，瘋野和肥厚的綠色。偶有驚心之豔，是一樹樹紫荊憋不住了，溢出了遍地的落紅。有時還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墜地，讓某個初上島的人大驚失色。海南有一句戲墟，說一個椰子砸下來，足以打中三個總經理。這戲說了一種社會現狀，一種市場經濟的奇觀。似乎一夜之間，公司如林，連少女和兒童的節日祝詞也是“恭喜發財”。
大浪淘沙，幾起幾落，然後我看到有一批人，正在社會的底片上逐漸顯影。他們大多年輕，手握巨資卻不張揚，暗藏野心卻老成和審慎。他們是名樓名車的買主，卻已及時地風雅和樸素，比方對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興趣。他們的目光正在越出國界，進人了經濟全球化更寬廣的領域，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貨。因此他們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倫敦或芝加哥的時間，更爲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種名稱縮寫，雖潛行於人海的某一角落，卻通過便攜電話正追蹤着美元的價位、日本財相的病情、海灣戰爭的進展、巴西的氣象預報、波蘭的就業率以及七國峯會半個小時前的爭議……以便決策自己今天下單的時機和方向。多少年前革命領袖對紅衛兵“胸懷世界”的號召，在今天這些人沒有硝煙和流血的電腦屏幕上，喜劇般地得以實現。
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齡產婦一般，期待着這個階層在中國的臨盆和成長。奇怪的是，恰恰是這些人可能最讓西方沮喪。他們不再是情緒化的大學生，憑几部進口電影來夢想異國，他們日益增長的財產更容易決定他們的邏輯和態度。崇洋一夜之間變爲仇外，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太難。如果他們正在出口皮鞋，當然會痛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制裁。如果他們準備去西藏或香港辦公司，當然會警惕**或港獨的遊說。他們巨大的購買力，買出了境外的中文熱，比方說讓香港售貨員們爭相學習普通話。
稍微敏感一點的人，都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。亨廷頓，哈佛的終身教授，當然也感到了熱烘烘中文的壓力，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的《外交》季刊上披上了戰袍，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因差異而引起的衝突，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，視爲美國在冷戰之後最大的威脅。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學一次講座中，他更把話說白了，提出政治學必言霸權，美國應該聯日，拉越，壓俄，共同來“圍困中國”。
我對亨廷頓沒有什麼驚奇。我只是驚奇某些國人的微妙反應。他們連忙去引經據典，向教授發出哀哀怨怨的表白。比方首先與阿拉伯堅決劃清界線，稱“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衝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腳”；或者再打一個小報告，向亨廷頓舉報俄國，斷言只有“東正教文明會成爲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戰者”。這種無聊的乞討和挑唆，竟成爲了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學術。（未完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