夜深如墨，玻璃窗裏映照着木質辦公桌的笨重與沉穩。兩人一排，三個一列，校對科辦公室裏深藏着幾個慣於字斟句酌的人。
舒林生身處其中，矩狀佈局的臨窗一角。他佝僂着身子，燙蝦的體態，頷與頸貼着前胸，眼不離筆下半寸。
上了十來天班後，林生已然明白，專業校對是件枯燥乏味的工作，簡直可以稱作人生折磨。桌子左側，是一個可以自由伸展的稿架，上面鋪放着稿件原文——字跡或娟秀，或狂放，或沉靜，或遒勁，當然也有潦草不堪——林生每接到一件任務，首要的就是先把稿件的文字細看一遍，與其說是通讀，不如說在逐字辨別，關鍵的地方連標點符號都要分清，特別是長得像雙胞胎的冒號和分號。“先把面上的弄全乎了，裏頭的就有把握；把上面的弄懂了、悟透了，下面纔不會出什麼差錯！”這是他上班後聽到的第一條戒律。向他發佈戒律的是他的師傅，就是邵大姐的老公，校對科的“一把手”——科長吳發生。
林生原來只聞師傅，未見其人，在辦公室時曾從電話本上查過這位科長的大名，不由沾沾自喜。他的名字竟和自己尾字相同，師徒二人，珠聯璧合，正應着《易經》上的“生生不息”，其兆元（大）吉。既是如此，縱是沒有邵大姐的美言，他也會親自帶這個徒弟。見了面，林生先是施禮，後才仔細端詳，原來師傅其貌不揚，瘦瘦小小的，比起人到中年甚是福態的邵大姐小了一圈。接觸多了，就領教到他話多，雖不全是至理名言，倒也有不少很是受用。只是他那名字，時常讓林生浮想聯翩。吳發生，聽起來又像是無法生，如果邵大姐當年懷孕遲點，責任可不在她啊！不過他很快就從副科長徐秀波嘴裏知道，人家“吳一把”兒女雙全，小兒子正好出生在計劃生育政策頒佈的那一年春天。她在向林生透露這事時，語氣裏飄出濃濃醋意，順便將自己這輩子可能只有一個女兒的遺憾和盤托出。林生可不關心家長裏短，他在一心熟悉校對業務的空隙，拼命培養“校對工作的事業感、使命感”，有時還是無法迴避“吳發生”這三個字，愈琢磨愈覺得這名字有味道，有學問，甚至道出了人生密碼：按照老子哲學“無爲”理論，無發生就是無爲而發、自然而生；就眼下工作而論，無發生就是無錯發生，這名字似乎決定他天生就是爲“校對事業”而來的。“在大機關的辦公室裏做事，無官一身輕，無過就是功，無錯就是正，領導不找你麻煩，就是不小的光榮”——這是吳科長給林生講的第二條定律。小小的印刷廠，在他嘴裏竟是鐵定的“大機關”。林生這才明白，原來邵大姐那兩條忠告，只不過是從老公這裏販去的滄海一粟。這些格言警句，看起來簡單平易，可用到工作和爲人處事上，實在是貼切，受用。體味着這些，林生漸漸覺得，自己雖然沒讀研究生，好像也得到了一名導師，工作的導師，人生的導師。
然而林生畢竟是很有思想的林生，他無法忍耐生活過於刻板、沒有新鮮事情發生，就像自己在田間林野就要尋覓新奇的蟲子，在煤礦挖煤總想在石壁上找到龍蛇印記，在大學聽課時再三挖掘授課老師的奇特之處，乏善可陳時就從他（或她）的五官整合或者嫋嫋餘音裏提煉出“乾枝梅”、“刮鍋器”之類綽號來一樣。對吳科長傳授的校對業務，他自要欣然接受，把那些技藝演繹一至三遍，三遍之後便覺索然寡味，比如師傅要他把新排出的清樣逐行摺疊，放在右側，每看三五個字，眼睛就要轉向左側原稿上校覈，這就是所謂“行折字摳”。林生堅持兩三天，就覺得脖子快要酸到泡梅罐子裏，而右手那張疊成幾十道格格的紙，雖然不像夏天野地裏睡覺時被屁股蹂lin過的蕉葉那樣皺皺巴巴，至多也不過三伏天小女生手裏的袖珍絹扇那樣小裏小氣。加之校對科裏二男五女，除了吳科長就他一個男員工，活脫脫像扇子皺摺裏的蟲子一樣憋屈。於是林生突發奇想，何不來點創新，提高校對效率？他看到左側原稿架上有個印着藍字的標尺，靈機一動，午休時找來一塊暗褐色的馬糞紙板，用刀裁割成正方型，中間挖出一個長長的方形，三號字寬窄，八個字長度，往需要校對的清樣上面一放，“留白”處透出的，便是要校的文字，聚焦特準。這時原稿架上閒置不用的標尺也派上了用場，他用左手中指劃着標尺上下遊走，食指和大拇指“掐着”要校對的內容，右手無名指和小指按着“漏字板兒”由左向右逐行“掃描”，拇指、食指和中指夾着鉛筆透過漏洞在校對過的字下劃道道，如此這般，竟然在三分鐘內校完了一張清樣，比科裏原來規定的每小時四頁，效率整整提高了五倍。（未完待續）